[63] 韩大元 林来梵 郑磊：《宪法解释学与规范宪法学的对话》，载于《浙江学刊》2008年第2期。

现代中国学者将西学精髓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丢到九霄云外，不愿意立足于中国大地做实证研究，在系统引进西学一百二十多年之后仍然在哲学社会科学上没有创造性贡献并不奇怪。标榜价值中立的政治学者、法学者和经济学者等等只是将自己的价值观包装成普世价值或价值无涉而强加于其他主体。

一个富人面对一个穷人说：我们家的生活多好，你应该像我们家一样生活，你现在不能这样生活是因为你爸妈的问题，你应该造反。[29]现实社会中的人或组织的强弱关系呈现等级金字塔式分布：一个最强者、少数强者、绝大多数弱者。3，重视实质和内容优先于重视形式和程序。三、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 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有理想，这就涉及到改造世界的问题。中国宪法学者应该信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应该诠释中国宪法的合理性，解释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建构社会主义宪治理论。

周公之后，内圣与外王已分裂为二，于是孔子开创了道学时代。我们姑且将这种宪法学称之为‘规范宪法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内容上应该与资本主义的美国宪法不同，事实上也不同，这表现在经济制度和国家性质和结构形式上。

[23]以民主为道统的中国学者谈民主却首先接受西方人性恶的假设，然后接受西方民主理论，最后要求中国政治应该西方化，诸如三权分立和多党竞争之类。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实证宪法学并没有做这种建构工作，而只是将西方资本主义宪政的假设直接搬过来作为中国实证宪法学的假设：（一）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不同的政治决定不同的宪治，不同的宪治产生不同的宪治理论，资本主义政治不同于社会主义政治，资本主义宪政与社会主义宪治有根本性的不同。无论一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

熊彼特指出，批判往往比阿谀奉承更能带来荣辱和报酬，为生存计，知识分子多数选择了批判。自五四运动开始至今一百年，大量言必称西方的中国学者以民主和宪政为道评判中国政治社会，形成了以洋道评判政治的新道统。

它的主要精神不是在于批判秩序，而是在于维护秩序，为此是保守的。罗素有句名言，科学能够告诉人实现某种目标的最佳方式，却不能告诉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30]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政治人与经济人形成鲜明对比，作为经济人，一个人购物是以商品的质量和价格为标准，而不管是熟人还是生人。

如果制度的目标不同，我们就不能借鉴，否则可能会南辕北辙。虽然强者的所得或权利多于弱者，但不能两极分化。制度与适用群体的关系就像衣服与人体的关系，一件衣服本身是无所谓好坏的，只有在某个时间某个情景中穿在某个人的身上才有好坏。因此，一个科学家应当从这样一种观点来看理论，即这个理论是否能被批判地讨论，它是否使自己蒙受各种批判，以及它是否能经受得住批判。

[66] 《政治科学》明确宣称，根据美国宪法序言，美国致力于六个目标：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确保自由幸福。中国俗语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可能就是指政治。

通过上述阐释，我们可以发现科学至少有三方面精神。任何社会都是不完美的，以一个高大上的东西做标准批判社会很容易。

只有符合这种精神层面之规定性的宪法，才有资格被称为‘立宪意义上的宪法。自然竞争条件下必然导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需要有政治力量来节制强者。当学者自我定位为贵族时，他们主张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法学，尤其是宪法学更是与政治有着紧密的关系。[58]法学最为核心的部分就是法教义学，而法学就是这样的保守。[15] 柯华庆：《理性之思想 自主之精神》，载于《学术界》2012年第11期。

礼贤下士，毫无疑问礼贤者地位更高。研究领域：宪法学、党规学、法理学。

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选择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共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根本区别。理性考虑社会和制度问题的方法不是一味批判，而是建构性的提出更好的替代方案，是将各种制度的优点和缺点、收益和成本都列出来，通过比较不同制度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决定制度的更替，选择更好的社会和更好的制度。

制度是规范性的，与人的目标密切相关。这两个时期知识分子都享有由政治权力所形成的特权，因为蒋介石时期的官僚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社会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最强者与强者联合统治平民的政治，只不过官僚资本主义是革命党与地主、资产阶级联合，封建社会是皇帝家族与知识分子联合，官僚资本主义只是封建社会的变体。

[70] 林来梵：《宪法学讲义》，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2版。我们认为，奴隶社会是两个主体之间的政治，就是奴隶主统治多个奴隶。任何制度都有成本，也有收益，有人赞同，也有人反对，区别在于收益大于成本还是成本大于收益，赞同的人多还是反对的人多。例如，实证宪法学、规范宪法学、宪法解释学等等。

[46] 许全兴：《毛泽东与孔夫子》，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2页。宪法解释学并不是仅仅停留在传统实证主义的立场，而是在广义上使用的，是用来概称宪法解释活动中所需要的各种方法以及对这些方法反思所形成的理论。

政体是否是优良政体不在于统治者的人数，而在于统治者是为了自身利益行事还是为了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一颗长得快的树会吸收另一棵长得慢的树的养分和遮挡阳光导致另一棵树的成长低于正常的成长。

个体又可以联合起来成为组织，有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和政权组织等等，组织也可从最弱者到最强者形成一个连续序列。理性人都会寻求收益大于成本的制度，尽可能减少成本和尽可能增加收益。

在西方，每当有人攻击资本主义的罪恶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便回答说，这是自由兴业和市场经济的必然伴侣，在相对意义上是最小的弊端。[21] 制度方法是实效主义方法，参见柯华庆：《实效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理性的民主制度应该寻求赞同多于反对，尽可能使赞同的人增多，反对的人减少。美国的《联邦条例》和随后的美国宪法标志着美国的独立。

[57]中国实证宪法学派不深入实证中国社会和现实中的中国人，无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自我主义和集体主义，而将西方的个人主义作为天经地义的真理来构建实证宪法学理论，导致其以西方宪法规范作为标准评判中国宪法。假如某市出台一项政策，任何市民都可以自由购买五套商品房。

实际上，自西汉至清朝两千多年封建专制政治，大一统的集权政治是主流，儒家倡导的联合政治是从属于集权的，是知识贵族辅助下的君主制，儒家倡导的仁政只不过是在皇帝家利益优先前提条件下分一部分利益给知识贵族的一种相对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儒家倡导的礼只是保证知识贵族辅助皇帝统治平民的规则。马克思主义是代表绝大多数人（弱者）的意识形态，儒家和自由主义都是代表贵族（强者）的意识形态，区别在于儒家是读书人（知识贵族）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是物质贵族（知识贵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物质贵族）的意识形态。

儒家道统思维是保守的，以过去的不变的道德标准来稳定社会的秩序。社会科学的理论假设和依据社会科学理论提出的制度建议都有可能有政治性。